四川省大堰劳教所是我国较早的劳教所之一，成立于1961年。2008年加挂“四川省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”牌子。劳教制度废止后，大堰劳教所并入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。“去年强制戒毒收治人数比原来增多了”，该所工作人员任安莲对新京报记者说，劳教民警也“原地转岗”，转为戒毒民警，“工作方式跟原来差别不大，所以都很适应”。

　　现年51岁的卫华（化名）目前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名社区服刑人员，曾两次入狱，他回忆，第二次入狱假释后，“没房子，没工作，没家人，联系了几十个单位都找不到工作，睡过大桥洞，住过候车室，当时就想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继续干坏事算了”。静安区社区矫正中心找到他，帮他解决了住房和工作。卫华认为，跟劳教相比，社区矫正更人性化。

　　“这方面也是我们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工作重点之一，比如我们制定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职业规范，对于执法程序、执法条件、执法对象都做了严格的限定。社区服刑人员佩戴的电子监控设备，也都是佩戴在脚腕等身体部位，能用衣服遮盖，充分考虑了服刑人员的隐私权”。张国华告诉记者，这些规范和限定，都是为了防止社区矫正成为另一种劳教。

　　据了解，去年不少地区都开展了社区矫正的执法情况专项检查。安徽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去年6月，安徽省司法厅与安徽省检察院联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专项检查，重点对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管理制度执行情况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的“三类罪犯”社区矫正情况以及保外就医罪犯考察回访等进行重点检查。

　　刘仁文认为，可以考虑设立类似“行为监督”的干预手段，“在社区矫正法中，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犯罪人员，如果经过专家小组评估后，认为其仍有可能继续实施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安全的行为的，在判处治安处罚或刑罚的同时，附加由法院判处一定时间的‘行为监督’，初步设想可以1到6个月，对其行为习惯和心理进行矫正和治疗”。(王姝)